AI盛世，日本製造業為何「只賺錢不擴產」？

全球AI投資熱潮催生對半導體及電子元件的龐大需求，日本出口價格隨之水漲船高，但出口量卻幾乎紋絲未動。與韓國量價齊升的強勁表現相比，日本製造業似乎正錯失一場堪稱歷史性的產業機遇。

據追風交易台消息，根據德意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Kentaro Koyama於8月19日發布的研究報告，這一悖論的根源並非單純的資本投入不足，而是更深層次的勞動力結構性瓶頸——勞動力市場僵化與企業短視的決策取向，共同阻礙了勞動資源向高增長行業的再配置。報告指出，這一結構性問題正制約著日本企業把握AI時代機遇的能力。

報告認為，上述困境直接影響日本政府增長戰略的落地效果。Takachi內閣設定目標，計劃將大規模國內投資導入包括製造業在內的17個戰略領域，但若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，這些投資恐難轉化為真實的產能提升。

AI相關投資加速推動全球數據中心建設，對半導體及儲存晶片的需求急劇攀升。日本、韓國與中國台灣省同為全球關鍵供應樞紐，然而三者從這輪景氣中所獲的紅利卻大相逕庭。

2025年以來的貿易數據顯示，韓國與中國台灣省電子產品出口量大幅增長，而日本出口量基本持平。同時，三地出口價格均呈上行趨勢，印證了市場需求的真實存在。在電子元件品類中，日本出口價格漲幅甚至超越中國台灣省。即便是日本具有相對優勢的積體電路，出口金額大幅上升，出口數量卻停滯不前。

產能層面的分化同樣顯著。2024年以來，韓國與中國台灣省電子元件生產規模急速擴張，日本產量卻仍低於2021年的高峰。報告指出，日本出口價格的上漲，恰恰證明其產品在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且具備定價能力，並非需求缺失或產品落伍所致。相反，日本出口商正主動將重心轉向更高附加價值產品，奉行「少量高利」策略，主動迴避「增量薄利」路線。

在供給端，日本電子元件產業的產能積累問題由來已久。數據顯示，該產業產能指數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便陷於停滯，近年來甚至呈現下降趨勢；相較之下，韓國持續擴大產能投入。

報告認為，日本企業對擴產持謹慎態度，與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密不可分。2000年代日本半導體企業曾大舉投資，隨後遭遇市場下行與價格崩潰，蒙受巨額虧損，這一記憶在管理層中留下深刻烙印。再加上對未來需求持續性的高度不確定，企業擴產意願受到壓制，也加深了其堅守「低量高利」路線的慣性。

然而，資本投入不足並非問題的全部。即便以現有設備而言，企業亦未能充分發揮潛力——電子元件行業產能利用率雖自2025年起有所回升，仍低於歷史高峰水準，暴露出另一重更關鍵的制約因素。

日本央行短觀調查數據揭示了這一深層矛盾：在電氣機械行業，設備過剩感指數持續為正，而雇用判斷指數卻大幅滑入負值區間，顯示勞動力嚴重短缺。這一缺口自2015年前後勞動力短缺加劇以來已演變為慢性痼疾，數據壓倒性地指向「勞動力」而非法「設備」才是主要瓶頸。

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在於，電子行業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替代彈性極低。據日本央行2025年1月《展望報告》分析，電氣機械行業在製造業中資本與勞動力的替代彈性位居最低，使得勞動力短缺極易直接壓制產能利用率。此外，2019年以來推行的勞動方式改革導致工時縮短，而生產力提升未能與之同步，進一步制約了總產出水準。

勞動力短缺的蔓延還不限於單一企業。整個供應鏈的人力吃緊，以及負責營建工廠的建築業勞動力極度缺乏，均經由採購與設備安裝延誤進一步拖累企業生產活動。日本政策投資銀行《2026財年設備投資計劃調查》顯示，對於擴大國內投資的關鍵要素，非製造業企業將「緩解勞動力短缺等供給側制約」列為首要因素；製造業中，該因素的重要性僅次於「成長預期提升」與「技術及人才優勢」，排名第三，甚至高於對政府支持的期待。這一結構性困境在於：勞動力短缺不僅未能激勵企業加大省力化投資，反而直接壓抑了企業的整體投資意願。

報告將上述現象處於更宏觀的視角下審視，認為日本企業在機會面前「不作為或無力作為」並非新鮮事。2013年以來日圓大幅貶值期間，日本出口商同樣放棄了降低以外幣計價的出口價格、擴大市場份額的機會，轉而維持當地貨幣價格以優先改善利潤，造成「日圓貶值出口量卻不增」的現象。

兩種情境的共通點，均指出日本企業在規模擴張機會面前的慣性缺失，而根本症結在於勞動資源配置的結構性低效。從宏觀經濟視角看，即便總勞動力規模持續收縮，若能將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轉向AI相關等高生產率行業，仍可提升經濟整體產出。當前的AI熱潮本是推動這一產業轉型的絕佳契機。

但現實中這種跨行業的動態勞動力流動極為有限，受限於兩大結構因素：以終身雇用制為前提的勞動力市場僵化，阻礙了勞動力的跨行業流動；而企業短期導向的決策文化，則使管理層在需求前景不確定的情況下，對於透過大幅加薪引進人才的風險望而卻步。兩者共同作用，導致勞動資源向成長型行業再配置的機制失靈。

與韓國的橫向比較，進一步揭示了日本製造業勞動力困境的系統性根源。

就製造業就業規模而言，日本製造業從業人數於1992年見頂，此後累計下滑約35%，近年來基本持平；韓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大致維持穩定。在去工業化趨勢上，日韓步調相近，製造業就業占比均持續下滑，反映出隨國民所得提升、需求從商品轉向服務、製造業自動化排擠勞動力的共性規律。

人口結構方面，日本勞動年齡人口（15至64歲）於1995年見頂，而韓國直至2017年才達到高峰，其現有勞動年齡人口比率仍與日本歷史高點水平相當，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韓國製造業就業減幅相對溫和的原因。

高技能人才供給層面，差距同樣顯著。OECD數據顯示，韓國高等教育STEM（科學、技術、工程與數學）專業畢業生占比位列OECD成員經濟體第二，而日本則低於OECD平均水準。報告由此指出，日本製造業的勞動力困境是人口趨勢、去工業化進程與教育體系多重因素交織疊加的深層問題。